半个月。
黑子骑坏了一个车胎。
王建民的肩膀被挎包勒出了两道紫黑的血印子。
省城周边十八个小站，五百斤萝卜干，一千包货，像水渗进沙地一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最后一天晚上。
火车站旁的小旅馆，墙皮剥落，泛着霉味。
昏黄的灯泡下，两张破木床并在一起。
王建民哗啦一声，把挎包底朝天倒扣。
钞票像落叶一样飘下来，铺满了床单。
有一块的，有两块的，有五块的，也有大团结。
那是汗水的味道，是红油的味道，是钱的味道。
黑子手都在哆嗦，他抓起一把钞票，想数，却怎么也数不清。
“操操他妈的”
黑子骂了一句，眼圈却红了，“建民，真的一千块？咱们真赚了一千块？”
除去一千块的本钱，这床上铺着的，是整整一千块的纯利！
在这个工人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的年头，这是一笔巨款。
王建民靠在床头，嘴里叼着一根还没点的烟。
他看着满床的钱，没有狂喜，只有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疲惫和踏实。
他伸手摸了摸那把折叠刀，冰凉的触感让他确信这不是梦。
路铺平了。
接下来，该去找那只真正的老虎了。
王建民吐掉嘴里的烟，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白牙，森然又灿烂。
次日清晨，南河省的日头刚冒尖。
黑子死活要拉着王建民下馆子，说是要吃顿好的，再整两瓶好酒。
王建民拒绝了。
他在那张泛着霉味的木床上，把那一堆零碎的钞票分成了两份。
“给你。”
王建民把五百块钱递过去，眼神清亮。
黑子愣在原地，手里的烟灰烫了指头都没发觉：“建民，不是说好利润一千，对半分吗？这”
“本钱是我出的，利润对半分，这五百是你应得的。”
王建民把钱塞进黑子手里，语气不容置疑。
“剩下的钱，加上本金，我要带回去。我得让我妈看看，这半个月我到底干了什么。”
黑子看着手里的钱，喉咙发紧。
他猛地把钱揣进怀里，眼眶通红，重重地拍了拍王建民的肩膀：“行！兄弟，我懂。路上小心，这钱烫手。”
王建民没去邮局。
他把那一千五百块巨款，用报纸一层层裹好，严严实实地塞进了那个磨破皮的黄挎包最底层。
上面压着几件脏衣服，还有半块没吃完的干馍。
汇款单太轻，压不住那些人的嘴。
只有把钱实打实地砸在桌面上，那动静才够响。
他又留了一百块给黑子做周转，叮嘱他维护好省城周边的渠道。
随后，他买了一张最便宜的慢车票。
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，车厢里挤满了汗臭味、脚臭味和劣质烟草味。
王建民不敢合眼。
他始终死死抱着怀里的挎包，像护着自己的命。
当那辆仿佛随时会散架的客车，终于停在王家村满是尘土的村口时，王建民几乎虚脱。
他跳下车，双脚踩在坚实的黄土地上。
半个月。
他比走的时候更黑了，脸颊凹陷，胡子拉碴。
头发乱得像鸡窝，上面还挂着几根草屑，身上的工装早已看不出本色，满是油污和灰尘。
不像个做生意的，倒像个刚从煤窑里逃出来的难民。
这副尊容，刚进村口，就像一颗石子丢进了粪坑，瞬间激起了波澜。
“哟！那不是王建民吗？”
大槐树下，几个嗑瓜子的妇女把瓜子皮吐得老远，眼神里全是戏谑。
“啧啧啧，瞧这德行，跟个叫花子似的。”
“我就说嘛，那是做生意的料？我看呐，那一千块钱本钱，怕是连个响儿都没听见，全赔光喽！”
“钱秀莲精明一世，这回算是栽在儿子手里了。我看她以后在厂里还怎么挺直腰杆骂人！”
风凉话顺着风往耳朵里灌。
若是半个月前，王建民或许会脸红，会争辩。
但现在，他只是紧了紧怀里的挎包。
那沉甸甸的坠感，给了他无穷的底气。
他没理会那些像苍蝇一样的议论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径直走向食品厂。
越靠近厂区，那种幸灾乐祸的目光就越密集。
李红梅正站在传达室门口剔牙，一眼瞅见王建民这副丧家之犬的模样，眼睛瞬间亮了。
那是猎人看到猎物落网的兴奋。
“哎呦喂，咱们的大少爷回来了？”
她阴阳怪气地喊了一嗓子，声音尖锐得刺耳。
随即，她连招呼都不打，扭着肥硕的腰肢，转身就往厂长办公室跑。
这天大的好消息，她必须第一个告诉钱厂长！
王建民看着她的背影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硬的弧度。
跑吧。
跑得越快越好。
现在跳得有多欢，一会儿脸就有多疼。
他穿过厂区大院。
工人们停下手中的活计，窃窃私语。
那些目光像针，像刺，带着同情，更多的是等着看笑话的恶意。
“完了，这下钱厂长要气疯了。”
“一千块啊，这败家子”
王建民目不斜视，踩着水泥楼梯，一步步走上二楼。
楼道尽头，厂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。
里面传出李红梅夸张的叫嚷声，透着掩饰不住的得意。
“妈！我就说他不中用吧！您是没看见，那模样跟逃荒的没两样！那一千块钱，肯定是被他挥霍干净了！您可不能再惯着他了”
王建民站在门口，甚至能想象出李红梅那张唾沫横飞的嘴脸。
他伸手，推门。
“吱呀——”
老旧的木门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。
办公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。
李红梅的回报戛然而止，她回头看着王建民，眼神里满是鄙夷和胜利者的姿态。
而办公桌后。
钱秀莲坐在那张宽大的老板椅上。
她没有发火，也没有质问。
她只是缓缓抬起头，那双阅人无数的眼睛，平静得像一口枯井，死死盯着门口那个狼狈不堪的年轻人。
失望吗？
或许有。
愤怒吗？
藏得很深。
“你回来了。”
她的声音很轻，听不出任何情绪起伏，却让人感到一种窒息的压迫感。
王建民迎着母亲审视的目光，大步跨进屋内。
他把那个脏兮兮的黄挎包，从肩膀上取下来，重重地放在了办公桌上。
“妈。”
王建民咧开干裂的嘴唇，露出一口白牙，笑容灿烂得有些晃眼。
“我回来了。”